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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合同解除制度在实践中疑难问题的几点思考 ——以合同解除权的特殊行使主体为视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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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2006年第6期收录的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,该案判决援引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,承认了违约方一定条件下也有合同解除权,并支持违约方的解除合同请求。其裁判要旨指出:“有违约行为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,没有违约行为的另一方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,当违约方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、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,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时,为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,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,但必须由违约方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,以保证对方当事人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。”最终,法院判决认为,新宇公司不履行合同,是违约方,但在履行费用过高时,法律不能支持实际履行,因此,法院允许新宇公司在支付充分赔偿的前提下解除合同。从该案出发,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,即:违约方是否有合同解除权首先应考虑其是否属于《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不适用继续履行的情况,焦点问题就在于“履行费用过高”的判断。根据权威解释,“履行费用过高”要从两个方面判断,一个是继续履行在经济上不具有合理性,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和浪费,二是如果履行的时间过长,尤其是履行质量需要长期监督,也不适合实际履行。 韩世远教授认为,“所谓履行费用过高,是指有时候标的物要强制履行,代价太大,立法者考虑到这样会使债务人为了履行合同将付出很大代价,而相反直接支付违约金的赔偿还不会花太大的代价。”但其特别强调,以“经济合理性”标准判断履行费用过高可能有失偏颇,因为此类案件中应当权衡的因素颇多,如应否惩罚故意违约,应否保护债权人的特别需要等,且一概以“效率违约”而否定强制履行,难谓妥当。

以上述指导性案例为典型,不少法官亦认为“审判实践中一方当事人选择违约要求解除合同的案例比比皆是,……因而,我国一贯坚持的合同全面履行原则应作适当调整,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,双方当事人均可是行使这一权利的主体。” 笔者认为,与当事人之间的婚约类似,合同关系的存续寄望于双方的彼此信赖和良好合作,如一方不愿继续履行,判决继续履行只会让双方绑架于一个无实际履行可能的法律空壳上,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违约方不得解除合同的明确规定,在双方合作基础丧失,而合同履行遥遥无期时,以《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条为依据,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应完全排斥。

三、结语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,在实务操作中,法院应当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作实质审查(即审查解除权是否存在),不宜仅以非解约方未在异议期提出异议为由直接判定合同解除;另外,基于《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,实践中应当承认违约方在一定条件下的合同解除权。鉴于篇幅有限,笔者仅仅选取了合同解除制度中较为细微的两点问题加以探讨,而合同解除作为整个合同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,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尚有众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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